1941年的暮春，江西西北方向的上高县城，在国民党第19集团军军部，有关处室的几个参谋聚在一起，七嘴八舌，正在研判敌情。

因为，连日来，南昌一带的国军眼线频频发来那里日军有异常活动的情报。

有报告称:

南昌之敌最近调动频繁，南浔铁路的北上火车，每一节车厢的窗口均露出人枪，而南下火车，则车窗紧闭。同时，还有大批军队乘军舰由鄱阳湖登陆。

来自九江的情报说:

市内不时有全副武装的大队日军通过。而且，严令市民紧闭窗户，不许临窗窥视。

此地无银三百两，日军的这些拙劣表演，似乎都在证明，他们正在向南昌大举增兵，不久就将在南昌一带发起一场大的攻势。

南浔线上，有个情报人员报告也更加有力地证实了这个判断。

夜间，他利用夜色的掩护，俯下身子，将耳朵贴在铁轨上，觉察到南下火车车身沉重，而北上火车则车身轻飘。

很显然，运往南昌的军队、物资多，运出南昌的载重要小得多。

由此，19集团军参谋处迅速对敌情作出判断：

日军上述伪装，几乎就是在模仿“一战”时坦能堡会战德军的调动伎俩。

北上火车露出人枪，显然是迷惑国军的假象，南下火车车身沉重，满载部队与武器装备，必有大规模进犯的企图。

很快，攻击开始。1941年3月15日，日军兵分三路，以上高为目标，大举来犯。

南路日军为第20混成旅团，向赣江与锦江的中间地带挺进；

中路为担任主力的第34师团2万多人，沿湘赣公路向上高杀来；

北路为第33师团，由安义县城向罗坊一带进犯。

没过两天，日军就前进了60多公里，国军第一线阵地被突破，敌军前锋逼近上高。

此时，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还在从吉安赶回的路上，副总司令刘膺古则滞留南岳未归，一切大事，均由参谋长罗为雄中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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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为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罗为雄说起来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出生于1894年，广东大埔县湖寮镇人，幼孤，随四叔玉坡居苏州，后赴马来亚槟榔屿就读于槟城中学，为该校首届高材生。

民国二年（1913年），返国考进黄埔陆军小学，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 民国七年（1918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被编入北洋 军。

直皖战后，转任上海惠灵英文专修学校监学三年。时值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武装，邹鲁为兵站总监，罗为雄即返广东任兵站总监部中校参谋。

民国十三年(1924年)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团副及独立营营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任北伐军东路军兵站分监，一度出任河源县县长。

民国十六年（1927年），先后任浙江行营主任、浙江警备独立团团长、浙西警备司令。民国十八年（1929年），自请出任江苏铜山县县长。

1932年4月中旬，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后方支前办事处情报组长的罗为雄获悉日本人要在4月29日日皇天长节“扩大庆祝”的消息，顿心生一计。

他觅得韩国同志王逸曙，在沧洲旅馆静处，细研如何打击日皇天长节“庆祝”大会的方案。要求其在韩国志士中，物色一位义勇兼备者，作为出击执行人。

这时，韩国志士在上海组织有流亡政府，由安昌浩任临时总统；金九任安全保卫部长（其任务是肃清韩奸，破坏日本军事或经济组织及设施）。

随后，王逸曙会晤金九，提出罗为雄的意见，要求物色壮士供罗为雄驱策后，金九爽快答应愿意合作。不久，金九带来一位青年，名叫尹奉吉。尹奉吉虽未满二十岁，但眉宇间却流露出深沉英岸的气概。

详询其身世，得知其生长于日本，言行举止均像日本人。1931年，他离开日本到上海求学，很快便和金九等一些革命志士有了密切接触，使他有了一颗愿为大韩祖国献身的赤诚之心。

经约见，尹奉吉答应执行一切任务。当日，罗、王、金、尹在一密室，设案焚香，上挂大韩国旗，由金九拿出一幅白布，上书誓词，挂在尹奉吉前胸，然后由尹奉吉在香案前，高举右手宣读誓词，表示愿为中韩两国牺牲复仇，声调激昂，罗等为之肃然。

誓毕，罗、王、金分别紧握尹奉吉的手并留影纪念。此后，他们便分头行动。

一日，吴淞路一家日本人开的学生文具用品专卖店，来了一个中学生装束的青年，购买了六套学生常用的水壶和饭盒。

这位青年便是王逸曙的弟弟金英哉。转眼间，他买的水壶饭盒，便由罗为雄交给了高昌庙兵工厂技工黄伯修制造炸弹，罗为雄与王逸曙先做试验，以试炸弹威力，认为满意后，才分配给尹奉吉。水壶炸弹用于行刺，饭盒炸弹备作自杀之用。

1932年4月29日清晨，虹口一带的日本人开的商店、学校、会所，以及黄浦江上的日舰、闸北的兵营，高高挂起太阳旗。所有日本人兴高采烈，得意忘形。8时起，虹口公园门口那座挂满鲜花彩旗的牌楼底下，陆续进入一队队的日本士兵、学生和工商界人士。楼门外两排卫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入门参加“庆祝”者。那时尹奉吉混杂在一队学生里面，肩挂水壶，腰悬饭盒，昂然步入会场，通过卫队岗哨，钻进鲜花牌楼，转入虹口公园正门。

当罗为雄得知尹奉吉已经越过了检查界线的消息后，紧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之后，他紧急拜会外交部次长郭泰祺（郭在上海暗中导助十九路军代表黄强进行停战谈判），低声说道：

“今日会场里面，恐怕不十分安全，不必亲到会场，不如早些到领事馆去表示一下礼貌为上。”

郭泰祺素知罗为雄负责前线情报，当即心领神会，知道今天将有大事发生，于是一切应允。

罗为雄随即转往市政府，把刚才和郭泰祺的一番谈话，依样详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吴铁城得知这个消息后，其决定赶赴领事馆，同时通知往贺之人，让他们小心为妙。

办完事，罗为雄返回办事处，遇到十九路军的范其务，他拉着范的手，不无得意地说：

“近来沉闷极了，我导演了一幕类似'博浪椎秦’的闹剧，和日本人开开玩笑，稍后请你看好戏吧！”

接着，把这般的策划、部署经过及现况详告于其。

果然，11时许，街上“号外”“号外”的叫卖声就响成了一片。

罗为雄一跃而起，找人买来《新闻报号外》，上面写着：

“本日十时零五分，虹口公园日本居留民庆祝天长节大会，正当外交团人员祝贺完毕退出会场，日本军民举行庆祝，高唱国歌之际，忽由台下掷来炸弹两颗，命中长官台，立即火光四射，弹片横飞，台上台下死伤颇重，详情续报。”

很快，二次、三次《号外》发出消息：

淞沪战役最高指挥官白川义则大将遍体鳞伤，不久丧命；

植田谦吉中将炸去足踝；赫赫有名的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后升大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首位奉派赴美谈判的专使）炸去了右眼；

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曾任日本外相，“二战”结束后在密苏里军舰上代表日本签署降书）炸断了一条腿。

同时，还有居留民会会长河端、驻上海总领事书记官当场毙命。

此案，当时震骇日本，轰动世界。

得知大功告成，罗为雄命部下立即将现款5000元分发韩国志士，作为逃亡费用。

与此同时，他又赶往青帮大佬杜月笙处，请其设法掩护法租界内居留的韩国人逃亡。杜月笙满口应允，并拿出2000元作为韩国人逃亡的旅费。

果然，是日下午3时，日方要求法租界巡捕房，协助日宪兵大规模搜捕韩国人，被株连的不下二三百人。

至于金九、王逸曙等首要人物，早在罗为雄的安排下，避居苏杭，安然无恙。

不过，尹奉吉扔下水壶炸弹后，混乱之际，竟忘了拉动饭盒炸弹开关自杀而被捕。他不愧是一条好汉，从被捕到解赴东京，受尽酷刑，始终没有透露过半句实情，直至被杀成仁。

事后，罗为雄向吴铁城募得银圆5000元，设法转交给尹奉吉的老母，作为烈士成仁的抚恤金。

虹口公园爆炸一案，由于尹奉吉没有透露真相，各国都认为是韩国人所为。

当时，罗为雄迫于形势，为避免引起外交枝节，并作为应尽国民天职，他并未将此案的策划经过呈报政府。所以，罗为雄参与虹口大案的壮举，很长时间仍然不为世人所知。

眼下，罗为雄却犯了难。因为，他缺少带兵经验。前线的败讯传来，罗为雄紧张不已，脸色发青，惶恐不安，立刻将战况告知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薛岳知道他的底细，安慰他说：

“不要害怕，敌人是'扫荡’战，打了会回去的！”

就这样拖了两天，战局危殆之际，罗卓英日夜兼程，终于在17日下午赶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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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罗总司令一回来，大家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般，定下心来，纷纷建言献策。但是，在战与走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此前，根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判断:

日军绝没有进犯长沙、进行决战的企图。南昌日军此次进犯，应该和豫南会战、汉水作战一样，仅仅是为了袭击国军后方，破坏战略物资，消耗国军战斗力。因此，没有必要和日军死打硬拼。

基于此，参谋长罗为雄、副参谋长黄华国等将官力主撤出上高，待敌撤退后再加以掩袭，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不过，以参谋处长梁启霖为首的集团军参谋处则极力主张死守上高，在上高附近与日军决战。

参谋处的蓝介愚少校代表参谋处陈述意见。他认为:

日军每天前进近50公里，3日以来，已极疲惫，现在碰上的又是我军主力第74军，大可以奋起反击，击其惰归。

并且，他直言罗为雄、黄华国力主撤退，一定是受到了缴获的日军路线图所迷惑。因为，在日军的路线图上，进攻路线只画到上高为止。

蓝介愚判断:

这是日军用来迷惑我军的伪件，因为上高以西的公路并没有被破坏，日军攻下上高之后，便可沿着湘赣公路直趋长沙。

有见于此，蓝介愚不顾人微言轻，直接反驳副参谋长黄华国说：

“你要知道，敌人的企图随时会发生变化的。”

罗卓英听后，似乎有所触动，他站起身，在室内踱来踱去。

他的心里十分清楚，此前在南昌会战中的惨败，已让他在军界蒙羞甚多，如果此次还是大败而归，蒋介石会如何看他，陈诚会如何看他，他在“土木系”内还怎样混下去？

再说，日军果真要进犯长沙的话，他若让开上高，任由日军突进，那么就不仅是个人蒙羞的问题，甚至还会身败名裂，招来军法的惩处。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重庆的蒋介石已经向第19集团军下达了手令：

“如果上高失陷，提师长以上人头来见。”

一年前的柳州会议，蒋介石不顾情面，整肃了一大批高级将领，甚至连白崇禧、陈诚这样的核心人物都包括在内。

此次蒋介石对上高的战事如此重视，罗卓英怎能等闲视之？所以，于公于私，他都只能有进无退，血战到底。

但是，副参谋长黄华国却没有看出罗卓英的想法，他起身跟在罗的后面，指着军用地图说：

“敌人是扫荡战，打了会回去的，不必固守上高。等敌人撤退时，再行追击。”

罗卓英听后，板起脸孔，对黄华国说道：

“你要知道，上高以西，并无阵地可守。”

黄华国听罢，明白罗总司令已经听信了蓝介愚的意见，再争无益，开始沉默不语。

罗卓英接着说道：

“好吧！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尽管说。”

又对参谋处长梁启霖说:

“索性叫参谋人员都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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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久，十来个年轻参谋就齐聚司令部作战室，开起了幕僚会议。

参谋处长梁启霖少将陈述了正面攻击的意见后，大家都面面相觑，无人再敢发言。参谋长罗为雄直接点了蓝介愚的名：

“蓝参谋来。”

罗为雄深通为官之道，他知道，蓝介愚和罗总司令既是广东大埔老乡，也是大埔中学校友，两人关系非同寻常，便对蓝介愚处处抬举。

蓝介愚自幼聪颖好学，天赋过人，大埔中学毕业后，曾任湖寮镇岭东公学校长、湖山官学教员，而罗卓英就是湖寮镇岭下村人。

基于这层关系，在罗卓英的司令部里，蓝介愚可以来去自由，甚至是放言无忌。很自然，罗卓英见他才气过人，也对这位年轻后生十分倚重，一些机密军务，基本上都让他参与其中。

蓝介愚生于1913年，时年28岁。他虽然年少得志，却也并非浪得虚名。

南昌会战后，国军士气低迷，为鼓舞士气，激励人心，他曾作《赣北战歌》一首，发表在《战旗》周刊上。歌云：

天苍苍，水茫茫。鄱阳湖畔好战场，赣江两岸阵堂堂。短兵时相接，长刀映日光。战胜归来饮百盅，醉将敌血写诗章。

上！上！南昌就在望，前头还有巍巍的古庐山、滔滔扬子江。

天苍苍，野茫茫。上高东北好战场，锦江夹岸阵堂堂。挥戈除小丑，弹落阵云黄。歼灭倭奴三百万，黄龙痛饮返家乡。

上！上！紫金山在望，前头更有巍巍的长白山、滔滔黑龙江。

歌词慷慨激昂，激励将士奋勇杀敌，收复失地，诚足感人。

蓝介愚见参谋长点了他的名，就一口气陈述了反对撤退的十大理由。并且还建议，请求第三战区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协同作战。

罗卓英见整个会议室都是他一个小参谋讲话，也感到不成体统，于是脸上立刻变了颜色，加重语调呵斥道：

“我们怎么打呢？”

蓝介愚毕竟还是年轻，受到呵斥，当即情绪就跌落下来，说起话来也显得语无伦次。

见蓝介愚受到呵斥，其他参谋不服了。毕竟他们个个年轻气盛，不顾可能招来的斥责，纷纷发言，反对撤退。

少校参谋刘金山平时沉默寡言，此时也出来发言，主张把第49军第26师调过赣江支援作战。

罗卓英见大部分参谋都反对撤兵，就来征求参谋长罗为雄的意见。

罗为雄根本没有注意到会场形势的变化，也未去揣摩罗总司令的意图，还在那里盯着地图，两手比画着说：

“这样逐次抵抗，撤出上高更为稳妥。”

副参谋长黄华国可没有那么死心眼，他一眼看出罗卓英一再要年轻参谋发言，明摆着是要寻找支持，与敌决战。于是见风使舵，改变了主张：

“上高方面主守，将第26师调过江来，由后面进击第20混成旅团。”

这一句话，说到了大家心里。

蓝介愚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说道：

“我完全赞成。”

罗卓英拍着罗为雄的肩膀，看着他惊愕的样子，神秘地一笑：

“这样打，包赢。”

紧接着，罗卓英就命参谋们制订作战计划、调遣军队、发布命令，并且致电军委会，把第三战区对赣江以东的指挥权又要了回来。

在此之前，刘多荃的第49军隶属于第19集团军，国民政府军委会为了加强第三战区的军力，把这个军从该集团军划了出去。同时，还把赣江以东地区划给了第三战区。

这样一来，罗卓英就难免心中不快。在他看来，老头子（蒋介石）即便不愿给他江西省主席的名分，至少也得赋予他指挥江西全省军队的权力，但军委会偏偏把江西沿赣江一分为二，只让第19集团军在赣江以西活动。

并且，赣南是“太子”蒋经国的势力范围，赣西北是川军王陵基的地盘，罗卓英都不能染指。

罗卓英愤愤不平，甚至当着部下的面口出怨言：

“赣江东岸的部队，平时不归本集团督训，战时才拨归我指挥。各部队情况一切不明，打了败仗却要杀我的头。”

罗卓英一向是以儒雅自负，待人接物宠辱不惊，很少有发脾气的时候。可军委会无故削弱他的兵权，因而口出怨言，可见他的不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这一次，他确定要借日本人的进犯，要回军队、地盘，也要回指挥权。

电报发出去后，重庆军令部很快予以照准。将赣江东岸15公里的正面，75公里的纵深，划归第九战区，并将该地区的守备军第49军，重新并入第19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归罗卓英指挥。

另外，上高会战打响后，罗卓英还取得了赣西北王陵基第30集团军的大力协助。

至此，在战局危殆之际，总司令罗卓英及时赶回，统一部署，要回指挥权，为上高会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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